医生曝癌症者多死于过度医疗 明知不治仍开药
今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近年来，我国过度医疗现象屡禁不止，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百姓负担，而且影响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
过度医疗现状如何？过度医疗症结何在？如何治
理过度医疗？从今天起，本版将推出“解剖过度医疗”系列报道，追问事实真相，寻求解决之策，敬请读者关注。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既有物价上涨、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合理增长，也有过度医疗造成的不合理增长。
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形中抵消了医保增加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
“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许京详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战士，家住北京朝阳区小关附近，退休前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工作。2008年6月，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他选择了家门口的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间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当时医保报销封顶线是17万元，其余都是自费。
住院期间，许京详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老人从早晨起床，一直输到夜里。在输液的同时，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你见过蜂窝煤吗？我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我都不忍心看。”许京详说。
更令他郁闷的是，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但根本无人理睬。
后来，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因为他越来越反感医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许京详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的结论是，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以长期生存。但是，医生做完手术后，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这些癌症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天价药费”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
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不久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不同医保患者住院费用比较研究》。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
该课题组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自费。结果显示：在住院天数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比居民、职工医保患者长；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新农合、自费患者绝大多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居民、职工医保患者仅半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在接受特殊治疗与药品的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这说明，医保机构的约束力越弱，医院的过度医疗越严重。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抗生素滥用，是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院长把过度医疗归因于财政投入不足。的确，在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拨款只占1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因此，财政补偿不足绝不应成为医院逐利的借口。
高洪波认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某医院一名退休医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只要让他出诊，他可以不拿一分钱工资，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了处方权，就可以拿到回扣。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过度医疗，但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一名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把这些医生都抓了，还能剩下多少医生看病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健康产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激励机制，从支付方式、考核评估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得医院和医生主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为目标。
